中国戏曲作为高度样式化的东方艺术，除了表现形式的程式化，很多作品的本事取材也具有蹈袭性，题材主旨、故事情节往往高度套路化、类型化。从明代开始，戏曲理论家即开始系统梳理故事类型，如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谈及元杂剧十二类，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类别题材的规模。在这些依据历史故事、文人笔记、民间文学和坊间传说等进行创作和加工的作品中，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婚恋、婚变题材往往最受欢迎，演出也最活跃。所谓“十部传奇九相思”，有关才子佳人的故事从婚恋到婚变各个环节都被演成了经典，作为婚变主要外力的“抢亲”桥段也在不同剧种的相互移植、借鉴、改创、翻新中成功创造出了各异其趣、各美其美的不同版本，如北京市曲剧团新近复排的《王老虎抢亲》即为典型题材又自成风格的作品。

　　“抢亲”习俗一般认为是古老的掠夺婚（劫夺婚、抢劫婚）的遗存或变异。以“抢亲”为母题的故事范式在古今中外早已大量存在,从丰富的文本和表演信息中可以探寻出诸多有关于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内涵，而本文主要以北京市曲剧团复排的“王老虎抢亲”为例，主要从故事反转、人物反串、音乐反哺、艺术反思几个层面出发，浅析北京曲剧如何以原汁原味的“老腔老调”展开别开生面的戏路，上演一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抢亲”的大戏。

　　北京曲剧《王老虎抢亲》（原名《抢亲配》）根据同名越剧移植整理而成，经过复排的打磨修改，依然紧紧抓住了“抢亲”这一典型中心情节，在几度反转中完成了才子佳人的欢喜大团圆。《王老虎抢亲》由男主周文宾、主配祝枝山、王老虎、王小姐等几个角色围绕青年男女婚事展开，周文宾斗智，王老虎动武，祝枝山助力，王小姐“倒戈”，以周文宾为中心，几组人物关系交织，剧情几度反转，时而令人忍俊不禁，时而又引人开怀畅笑

　　周文宾男扮女装是剧情关键，故事由此起头，也随之展开并最终收束，作为“抢亲”的中心环节，一度剧本对此进行了详细铺展，二度舞台场面也做了相应地精心结构。元宵佳节赛月台是情节跌宕的第一道弯：苏州才子祝枝山探望周文宾，得知好友为娱亲男扮女装取乐，二人相约为赌，祝枝山一看、两看、三看，赛月台前竟然有“镜”不识眼前人，轻松愉悦间掀起全剧的第一个小小高潮，为后续的“抢亲”突变也埋好了伏笔。懵过了所有人的“周文宾小姐”被顺理成章地抢进了王天豹府中，“戏豹”智斗是关键情节的第二道弯：经过一番文、武悬殊的较量，周文宾虽智胜，却阴差阳错又被“送”进了小姐闺房，于是剧情发展至第三道弯：周文宾利用机会，试探小姐真情，双方取得信任，剧情才最终拐至终点：周文宾还身男子，与小姐成就美满姻缘。

　　从好友祝枝山、到“抢亲”的王老虎、到心仪的王小姐，周文宾的主场“红装”始终在线，他的“马甲”傍身是全剧最重要的包袱，因此舞台呈现也基本围绕这一点做足文章。赛月台、到王府、到绣楼的结包袱和解包袱卡点都很精准，舞台表演次第打开。如果说开场打赌是“起”，周文宾错认是“承”，那之后的老虎“抢亲”是第一次大“转”，送入绣楼是第二次大“转”，最后的说破与成婚就是完美合题了。波折中的两番大转，前为“生”、丑对戏，周文宾以各色花式条件把“老虎”耍得团团转，是智商悬殊的“戏豹”，舞台呈现讲究灵动跳脱而不减荒诞；后为“生”、旦对戏，舞台呈现幽默诙谐中保持婉曲克制。随着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舞台表演呈现了娱乐性与艺术性的双重结合。关注《王老虎招亲》情节的紧张、冲突和反转，梳理剧情的发展脉络,感受戏曲故事性的舞台场面呈现，这是理解戏曲戏剧性的重要路径，也是该剧广受观众喜爱、复排再演的原因。

　　人们习惯将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理解为反串，反串从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萌芽发展而来，也是当今娱乐圈流行的表演形式。早期除遵从时风道德，由男子登台扮演剧中所有角色（包括所有女性角色）的原因而外，戏曲反串在性别倒置装扮中也逐渐形成了跨行表演的艺术范式要求。之后，反串表演一方面为符合剧情、塑造人物服务，一方面也成为了展示演员一专多能的路径，而同一演员（无论男女）跨行当担任两个甚至多个角色，旦串生、生串旦、旦串净、 生串丑等情形也很常见，反串也成为了观众观剧和品评演员技法的标准和喜闻乐见的形式。

　　相较于京昆等剧种的发展历史、相对细致分明的表演行当划分，北京曲剧算是“年轻剧种”，行当表演的一定之规也更加宽松，曲牌唱腔音乐而外，表演更加自由。如同样的男女身份反串，京剧女扮男的《辛安驿》由小花旦反串大花脸，《柳荫记》由青衣反串小生，以及与抢亲情节高度关联的男扮女如《桃花村》小生串青衣，为女装得体，丫鬟帮忙赶制绣鞋甚至还发展出了“搓麻”的经典表演程式。北京曲剧在唱、念、做、打中，唱、念相对更加成熟，自成体系，做、打则更多借鉴，在不完全成规的反串表演中更多自由创作与发挥。从当代审美节奏与风尚变化来考量，北京曲剧表演自由度更大的出入与界线，给自主选择艺术手段、为我所用也留下了更多与时俱进的空间，这也未尝不是跟上时代，成就自我的一种优势。尤其是对于年轻观众，过于严苛的手、眼、身、法、步往往与现时现世脱节，如剧种在表演上能创新发展出一些因时因地的更符合当下的“即兴”表演，对于破除陈法、重构新境，从而接轨当前其实也是有着积极推动作用的。北京曲剧虽未有严格的行当划分，但《王老虎抢亲》主角周文宾的串性别假扮表演同样取得了诙谐幽默的喜剧效果，充分表达了“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

　　《王老虎抢亲》本以主人公周文宾男、女身份倒错为主要故事情节链，因此其“男扮女装”就成为了结扣、解扣的关键。在该剧中，首、尾呼应的“男身”由演员反串“生”行表演完成，而基于“女身”的主要情节如赛月台赌局、王老虎抢亲、绣楼盟誓则由演员在旦行本工基础上，时时点缀出“男身”的标志性“生”行表演，在切换与融合中体现出演员本工专精和跨行反串的表演技能。基于周文宾“男扮女装”在全剧中的重要性和时长占比，演员表层明显以旦角表演为主，因此复排版周文宾由女性旦行演员应工，如果说首尾场是直工直令的生行反串，那么中间主体表演着眼点就放在了“旦中显生”的精心设计与表达上，反串生行与“旦中显生”是看点也是难点，既能引起陌生化体验的审美期待，也要经得起细细品赏的考验。

　　担任复排版周文宾的宋洁、高瑞锶两位主演，在学习前辈的基础上，可谓中、青两代相续，充分发挥了北京曲剧功法，以幽默滑稽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文宾得意忘形时大马金刀的男子坐姿、与王小姐形成生动对照的硬朗水袖、裙带腰包遮掩不了的“露马脚”以及时不时跳进跳出与观众肆无忌惮的背躬交流等等匠心独具的巧思，都是复排版时时闪光、抓人眼球的亮点，其中貌似无意、实则有意的“天机泄露”式的表演设计与完成，再次得到了戏曲观众的会心微笑与同步共鸣。在周文宾与好友祝枝山的赌局中、与王老虎的周旋中、与王小姐的试探剖白中，“女身”是其主要身份，但在“生”与丑（祝枝山、王老虎），“生”与旦（王小姐、老夫人）的人物关系纠结中，在露与藏、明与暗、敌与友的较量对比中，演员表演又显现出男主在不同身份、不同处境下的不同分寸的把握，观众也在主人公途经赛月台、王府与绣楼三道弯的几次大反转的惊奇中，在全程参与真、假“验身”的鉴别中得到许多观演的乐趣。

　　北京曲剧是唯一的北京地方戏曲剧种，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初，是一个以北京流行的曲艺单弦牌子曲为主发展而成的新兴的剧种，相对于发展历史较长的剧种，其表演程式更加宽松，角色并未严格分行，而作为源自三弦伴奏,八角鼓击节演唱故事的一种说唱艺术,其曲调发展丰富，形式也比较多样，因此，看北京曲剧最重要的享受之一就是听其曲牌和演员演唱。

　　《王老虎招亲》是现今舞台难得一见的能反映原初声腔和传统伴奏样式的稀有剧目，唱段采用的都是传统曲牌，从音乐风格上来定位的话，这是一出“纯老戏”。当然，也正因为其曲牌音乐上的返朴归真，多年不见的“老腔老调”与创新度较大的现代曲剧相比照，反而又呈现出一种原汁原味的美和另一种与新样式并行不悖的风貌。

　　北京曲剧从其独属的说唱风格出发，原初的音乐体系不必一定配备成套的大唱腔，主人公也未必有大段的核心唱段，在音乐上反而展现了独属于北京曲剧的曾被斥为“低平碎”的说唱特征，频繁地说、唱转换间，虽细碎却自由，虽平缓却流畅，虽不以高音炫技，却也能在流转自在中迂回曲折。全剧的曲牌选用也相对传统，《王老虎招亲》整出就很明显地体现了北京曲剧这种不过度用力，从从容容的特点，尤其越到后半场，越加明显，发生于几组主要人物之间的、最重要的几次来回试探与交锋都是说、唱交杂，甚至把唱段打散了进行，一人主唱或双方或三方对唱、轮唱加以体现，充分体现了唱、念有结合，收放更自如的特点。

　　《王老虎招亲》乐队伴奏未必拥有完整、固定的伴奏谱，这也是有意识地采用和加强传统技法伴奏的方式，有些演员的唱段伴奏或者过门、间奏等用“活谱”，即由演奏者“现场”给定，这样既给了传统技法根底较好的乐手“按传统技法”发挥的自由，也给习惯于照谱演奏的人员扩展传统技法锻炼和学习的机会，从而在普遍流行的乐队识谱的规定性伴奏之外，重拾独属戏曲演出的那种演、奏之间更加灵活的互动与默契，尺寸把握关键在活人不在死谱。

　　关于曲牌，《王老虎招亲》中王老虎有五、六处用到〔柳枝腔〕，基本一曲到底；祝枝山以〔金钱莲花落〕为多；而祝枝山过府盘问王老虎，则两人两支曲牌搅合着行进，这也是唱腔整理老师在老戏基础上做出的小小调整，打上的独属于后继者灵活运用的鲜明水印。至于周文宾、王小姐男女主人公都采用过的〔怯快书〕和祝枝山“威胁”老夫人的〔云苏调〕、痛斥王老虎“你不学文来不学武”的〔联珠调〕，那都是北京曲剧说唱风最浓郁的特色体现，当然演唱难度也相对最大。如表现王小姐埋怨和祝枝山痛斥的两处〔怯快书〕就都要求说、唱结合，演员在演唱中要充分掌握其自由多变的节奏，更多的半音等技巧的处理，并以微表情的细腻和表演的细处刻镂加以丰富，方能在唱、念、表演中觉出味道和精彩。这种充分体现剧种说唱特点的曲牌演唱也并不是纯高音、高腔强催就能达到的效果，完全要求演员在接受旋律性较强的歌唱体技巧训练的同时打好说唱体技法表现功底，才可能游刃有余地达到真正挂北京曲剧味儿的完满呈现。更何况，基于说唱艺术的本体特征，北京曲剧传统声腔女声以中音区为主，这就对演员、尤其是女演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学习培养过程中教学与要与时俱进，根据北京曲剧两种或多种发展路径，探索和调整训练方式，从而让演员既能适应传统曲牌的表现又能完成新的音乐创作的演出。

　　当然，相较于历时较长、积累较厚、流布较广的京、昆等大剧种，北京曲剧限于地域与发展历史，真正传统的剧目积累相对薄弱，而北京市曲剧团作为市属唯一地方性艺术品种专业表演团体，复排并演出这部纯原汁原味的《王老虎招亲》，实属单一剧团以单一剧种奉献给观众的唯一“老腔老调”的天下第一剧，其稀缺的范式作用更加弥足珍贵。

　　“王老虎抢亲”是牵连全剧整个故事的关键情节，周文宾是当之无愧的男主，那祝枝山、王老虎就是不可或缺的“男助”，是男女主婚姻成就的阻力或推力。二位在高效完成友方、敌方功能性职责之余，又以各自独特的性格、行事为戏曲人物画廊贡献了两个鲜活的艺术形象，无论祝枝山之颟顸谐趣，还是王老虎之色厉内荏，剧作从喜剧风格出发，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张与强化。

　　祝枝山作为苏杭才子声名远播，性情上文纳“痞”，智显“拙”，油滑里守立场，绵软里藏机锋。作为反方的王老虎，相比于古典戏曲中普遍应工的勾豆腐块的文丑或者画脸谱的花脸武净，北京曲剧采用了少见的俊扮方式，服装造型也在保持传统分寸基础上做出了相对“软化”的处理，如盔帽上的“虎”字符既给人简洁的观感又与其绰号和日常做派相符；服装则与其他典型抢亲歹徒如花脸高登或文丑高衙内的炫目张狂相异，以相对素净的整色设计与随意敞穿结合，在又任性又收敛中更加贴近现时审美。

　　比起古典戏曲舞台上普遍概念化、脸谱化的“才子”形象与“衙内”形象，祝枝山与王老虎的设计都更加新鲜有趣。王老虎以干干净净面皮，空空如也肚里的直白简单取悦了观众，包揽了无数“把那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的笑点与反讽；祝枝山看似粗枝大叶实则精明有法，两人“一武”“一文”左右排开，展示出文人儒士酸酸腐腐的好和“新小白脸”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坏。

　　在大小叠搭三重中国红“门框”为主要空间构筑的舞台上，元宵观灯热热闹闹，貌似烟火寻常，王府强娶迎亲用具件件铺陈，菜单一一罗列，场面一派欢脱喜庆，贯穿全程的一堂、两堂龙套则在这典型的场景以更加时尚的突破性造型表演，很好地完成了场面节奏的收放与调剂，也完成了更加贴近时代、贴近人民心声的思想表达。古装的帮闲，眼戴墨镜，口出狂言，在滑稽荒诞中调动观众的情绪，经过层层铺垫与递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造魔式表演，在越来越“魔性”与“夸张”的穿越走向上最终达成了台上台下、现时现世的强烈共鸣，艺术形式的极致追求最终导向了时代乱象的展现与时代精神的反思。

　　全剧以周文宾为中心，以几个主要人物的纠缠即相当简省地制造了会心轻松的喜剧效果。熟悉戏曲的观众并不会过度纠结于敌、友是否完美，逻辑是否完整，从艺术上来看，周文宾演得好，祝枝山帮得好，王老虎凶得好，典型的龙套帮闲“搅”得好，观众就会在些许夸张与用力的艺术表演与整场喜剧性氛围的营造中感受到北京曲剧与时俱进的创作方法与鲜活的当下思路，感受到演职员团队编排的新意与创作的巧思。举重若轻，回到剧作、人物、剧种本身，完成真正艺术化的表达，才是作品流传久远的根本。

　　中国戏曲故事选材范围可能有限，但经过数个剧种、数代艺术家的损、益、缘、饰和反复重述，一样的题材往往演绎成多样的经典。“抢亲”屡见不鲜，“场上”曲曲不同。观北京市曲剧团复排版《王老虎招亲》， 2008级、2018级两代演员同台献艺，在相类的元典故事中以谐谑幽默的风格又一次上演的“抢亲”大戏，既彰显了原汁原味的北京曲剧风貌，也表达了剧种多样表现并行不悖的可能，北京曲剧艺术的重述之法光彩依旧，老腔老调老题风采依然。